【前言】

在周秉德的记忆中，伯父周恩来总理宛如一位慈父般的存在。每当喜讯传来，她总是满怀喜悦地走到伯父身边，与其分享喜悦之情。这种深厚的感情联系，使她在心底深深地将伯父视作父亲一般的亲近之人。

周秉德在报名成为中国人民志愿军候选人失败后，内心充满了失落。他立刻返回家中，向敬爱的伯父周恩来总理倾诉了这段经历，希望能得到一丝慰藉。然而，出乎周秉德的意料，伯父周恩来总理并没有给予他预期的安慰，相反放声大笑，并戏谑地问他：“他们怎会选择你？”

【周恩来：人家怎么会要你】

在建国之际的1949年6月，新中国首都北平，各项工作井然有序地稳步推进，城市景象充满生机与活力。一切都展示着新生的希望和不断的进步。作为国家的政治中心，北平正以其崭新的姿态展现在世人面前。

当我见到周秉德的那天，周恩来亲切地拉过她的手，含笑说道：“过来，让我仔细瞧瞧，你的面容是更像父亲还是母亲？，似乎都有他们的影子。”

回忆往昔，周秉德谈及周恩来总理给予她的第一印象时，深情地描述道：“周总理身材高大威猛，面部轮廓丰满而红润，像她的父亲一般亲近和温暖，也有着那双浓重且威严的眉毛。”

周恩来总理在详细询问了周秉德家中状况后，便安排她入住中南海丰泽园。接下来的时间，总理立刻投入到了繁忙的工作之中。这一过程平稳顺利，周到体贴。接下来的时光中，周恩来总理全身心投入到工作中，展现出他的专注与敬业精神。

周秉德所居住的寝室，位于一排朝北的房屋之中，西边那间独特的房间便是她的天地。这间房子与周恩来秘书夫妇的住所紧密相连。

本屋设有多层书柜，满载诸多典籍。其中涵盖《钢铁是怎样炼成的》与《李有才板话》等珍贵著作。安顿妥当后，周恩来向侄女介绍道：“此室乃书房，读书之处，愿你多读书。毛泽东伯父居住于前，他正忙于事务，不宜打扰。”

8月28日，周恩来携周秉德抵达北京站。他们此行肩负着毛主席、周恩来及党中央的嘱托，前往上海迎接宋庆龄先生。宋庆龄先生刚从北平归来，与众人共商建立人民共和国的重要事务。他们的伯母邓颖超同行。

邓颖超看着周秉德，温和地握住她的手，亲切地开口：“你是周秉德吧？欢迎你，一切都好吗？”

周秉德后来回忆，她的伯父和伯母一生没有自己的孩子，但他们却将父母对子女的深情倾注在照顾一批烈士的子女上。作为亲侄女，她自然地融入了这个特殊的家庭，受到了无尽的疼爱和关怀。伯父伯母将她视为女儿一般，她也很快适应了在中南海的生活。在这个家中，她感受到了温暖的亲情和像家一样的归属感。尽管身处北平，但她也在这个家中找到了家的感觉。

在十一月，周秉德随同周恩来总理和邓颖超伯母，迁居至中南海的最西北区域，那里被称为西花厅。

在历史上的一个重大时刻，当新中国的领袖毛主席与总理周恩来致力于恢复战乱留下的破坏、努力推动国家建设，并以改善人民生活为己任时，突如其来的消息传遍了四方：朝鲜战争于1950年6月25日爆发。在朝鲜军强大的攻势面前，韩国军队陷入了被动退守的困境。面对这场冲突，世界目光聚焦于东方这片年轻的土地。

美国总统杜鲁门于6月26日发布命令，美国远东空军开始协助韩国进行军事行动。随后的第二天，杜鲁门下达了进一步指令，命令美国第七舰队进入基隆和高雄港口，在台湾海峡开展巡逻行动。其目的是防止中国人民解放军对台湾发起军事行动以完成解放台湾的任务。杜鲁门的命令具有非常强的实际意图，确保了美国在亚洲地区的战略地位不会被挑战。

在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委员会第八次会议上，主席于六月二十八日郑重宣告：“为了国家的繁荣与和平，全国各族人民及全球友人需携手团结，共同迎接挑战，我们已做好充分准备，不惧任何来自美帝国主义的挑衅与挑战。”

然而，美国驻联合国代表无视中国的坚定反对立场，毅然向安理会递交了决议草案，并巧妙运用联合国机制，组建了所谓的“联合国维和部队”，以支持韩国对抗朝鲜军队的行动。

之后，以美军为主力的联军开始集结，汇集了另外十五个国家的少量军队力量，一同组建了所谓的“联合国军”，进而正式介入了朝鲜战争。

新中国于七月十日宣告成立了反对美国干涉台湾朝鲜事务的中国人民运动委员会，标志着国内抗美援朝运动的正式开启。这个重要的里程碑事件宣告了一个新时代的到来，一场关于国家尊严与领土完整的捍卫行动就此展开。

在毛主席的建议下，于七月十三日，中央军委作出重要决策——《关于强化东北边防安全保卫的决议》。为加强边防力量，决定调动第13兵团以及其他部队，整合成为东北边防军。该举措旨在确保东北边疆的安全稳定，体现出党中央对国家安全的重视与坚定决心。

XX月XX日，中国人民反对美国侵略台湾朝鲜运动委员会公布了关于开展为期一周的“反对美国干涉台湾与朝鲜行动”的通知。随着通知的广泛传播，全国范围内迅速掀起了抗美援朝的热潮，形成了首个声势浩大的抗美援朝运动高潮。此次运动不仅是群众情感的表达，更是全国人民坚决反对美国干涉亚洲事务的坚定立场的体现。

在9月15日，美国军队第10军开始在朝鲜半岛南部西海岸的仁川实施登陆行动。朝鲜人民军面临前后夹击的困境，逐渐失去了抵抗能力。这次登陆行动改变了朝鲜战场的局势，给朝鲜人民军带来了重大压力。

当时情势之下，党中央以毛主席为核心，不得不艰难地作出决策——抗美援朝，随即迅速组建起中国人民志愿军，奔赴朝鲜战场，参与战斗。

在十月二十五日这一天，党中央作出了重大决策，发布了《关于全国范围内普及时事宣传的指令》。这项指令旨在动员全体国民，积极参与到抗美援朝的爱国行动中。该指示强调了时事宣传的重要性，旨在激发全国人民的爱国热情，并共同支持抗美援朝战争。

看到班上众多同学踊跃报名加入志愿军，周秉德的抗美援朝热情被激发了。怀着满腔羡慕，她也急忙赶往报名处，然而却被登记处的同志婉拒了。

回到西花厅，见到侄女周秉德面带忧色，周恩来总理心中涌起一股深深的关切。他立刻走近，询问其中的原因。

在得知周秉德因未能成功报名志愿军而情绪低落时，周恩来总理不禁放声大笑，并轻松地表示：“小孩子家的，他们怎会需要你？”这句话中透露出总理的亲切与幽默，同时也传达出他对年轻一代的鼓励与期待。

周秉德年仅十三岁，按照相关规定，他此时并不符合加入志愿军的资格。

周秉德是周家第四代直系中首位千金，于一九三七年四月在尔滨诞生。周家男丁众多，世代相传，女性一直罕见，在周恩来祖父的亲兄弟五人中也无一女儿。因此，周秉德的到来确实让一直期盼女性的周家众人欢欣鼓舞。

在周秉德千金降生之际，远在天津的周恩来的四伯母杨氏特地写信至尔滨，表达了对孙女的深深祝福。周恩来的二弟周恩溥更是欢欣鼓舞，以八个隽永的大字寄寓着喜悦之情：“吾家添丁，周门大喜。”字里行间洋溢着喜悦与祝福的氛围，反映出家族对新生命的热切期盼与深情关怀。

周恩寿作为周秉德的父亲，为了女儿的未来，毅然决然地从尔滨奔赴吉林。他找到吉林省教育厅长，这位厅长还是周恩来在南开大学的同窗好友。他诚恳地请求对方为他的掌上明珠——周秉德，取一个寓意深远的名字。这一举动凝聚了父亲对女儿深深的关爱与期望。

周恩寿吐露其意图后，厅长经过深思熟虑，从屈原的《橘颂》辞中选取“秉德”二字，作为周恩来侄女的命名。此名寓意无私之德，犹如天地之广大。厅长以此表达了对周恩来侄女的深深祝福与殷切期望。

在1943年，年仅六岁的周秉德随家人移居天津，并在那里度过了六年的小学时光。

在天津上小学三年级时，周秉德从父亲周恩寿口中得知：“你伯父在党内肩负着重要的职责。”

自那时起，周秉德得知自己有一位身为共产党要员的伯父周恩来。心中怀着期盼，她渴望能有机会与这位在政界的亲人见上一面，并致以问候。然而，这样的机会一直等到她小学毕业，即1949年时才得以实现。

当时，周恩来对其弟周恩寿承诺，将大侄女周秉德留在北平继续她的中学教育，且他愿意承担周秉德的所有生活开支。

在寒冷的冬季，1949年，周恩来寿迎来了他的女儿，随后不久便举家迁往北平。然而，尽管身为国家总理的周恩来肩负重任，他并未给予弟弟周恩寿特殊的关照。相反，他对下属领导明确表示，希望弟弟能安排到一个较低的职位，并且在待遇上尽可能地降低。他的这种态度体现了一种公平与正直的精神，无论身处何种地位，都应秉持公正无私的原则。这种精神在当时的社会背景下显得尤为可贵，值得人们敬佩和学习。

周秉德谈及此事时曾表示，父亲曾任职工会和仓库的一般科员，因此家境颇为局促。我们居住的房子仅有两间，遭受西晒并且通风状况不佳，小平房的总面积加起来仅有大约二十平方米。

由于家庭住房空间有限，难以容纳整个家庭，周恩来总理决定将周秉德的弟弟妹妹接到西花厅一同居住。

在这里，周秉德结识了李敏、李讷等志同道合的朋友。大家沉浸在知识的海洋中，共同阅读、歌唱、游戏和交谈，享受着无与伦比的快乐时光。直到此刻，周秉德才真正融入了中南海的生活。

周秉德、李敏和李讷曾一同在中南海捕捉到一些小型的鱼虾，他们精心准备后，将这些生物烹制成汤，呈给毛主席享用。

针对这一情况，毛主席展现出极度的高兴。他的喜悦感染了周秉德、李敏和李讷，他们也由衷地感到快乐。于是，众人陪伴毛主席共享美食，品味汤品的鲜美。

在抗美援朝战争爆发的年代，大约在一九五零年前后，周围同学的积极参与也激起了周秉德的一腔热情。年仅十五六岁的她见证了她的同龄人们踊跃报名成为志愿军，这种情境激发了她强烈的使命感与爱国之心。因此，她也毫不犹豫地前往报名处报名参战。

周秉德刚报上名字和年龄，却遭到了工作人员的拒绝。对她而言，更让她感到委屈的是，她原本怀着苦楚去找伯伯寻求安慰，结果却听到伯伯发出笑声。这一幕让她倍感失落和无助。然而，尽管遭遇了这样的挫折，她依然怀着希望，期待能找到理解和支持的力量。

回忆伯父的话语，周秉德顿时眉头紧锁，心中涌起一阵更强烈的悲伤。

周恩来总理看到周秉德面露难色，心中深感忧虑。他温和地安慰道：“秉德，你的愿望很好，但凡事都要立足于现实。你年纪尚轻，应当以学业为重。未来报效祖国的机会定会出现，而且会有很多。你留在后方，同样可以通过宣传发动工作为国家做出贡献。放心，一切都要往好的方向努力。”

在听到周恩来总理的话语后，周秉德的心境顿时变得明朗许多。

未能加入志愿军行列，周秉德却以另一种方式为抗美援朝献力。他投身于学校业余剧团，多次组织并参与了校内、乡村乃至社会的抗美援朝节目演出。他以此为平台，展现对抗美援朝的坚定支持，并为这一伟大事业贡献自己的力量。

对于此情况，周秉德心中涌现出无比的喜悦。她的侄女兴高采烈，这也令周恩来总理感到极为欣慰。这种喜悦情绪相互传递，在家族中产生了深刻的共鸣。总理对这一家人的喜悦氛围深感欣慰，同样也乐在其中。

【周秉德：那时的我太天真了】

在风起云涌的年代，周秉德迎来了人生的重要时刻。1952年，她顺利完成了初中的学业。临近毕业之际，一场苏联电影改变了她的人生轨迹。这部电影点燃了她心中的激情，让她对未来充满了憧憬和期待。从此，她的人生方向发生了重大的转变。

电影《乡村女教师》讲述了主人公瓦尔瓦娜在乡村小学中，致力于教育事业，全身心投入的故事深深触动了周秉德的心灵。观看影片后，周秉德深切地认识到，新中国的建设离不开各行各业的人才，而这些人才的培养离不开教育。瓦尔瓦娜的坚持与付出，让她看到了乡村教育的希望与未来。

在新中国建设初期，教育力量尚显薄弱之时，周秉德内心深处悄然萌生了一个梦想——成为一名教师。

在周末闲暇之余，周秉德重返西花厅，利用餐叙的机会，向伯伯周恩来和伯母邓颖超吐露了自己的想法。

邓颖超伯母听了周秉德的想法后，表示了坚定的支持。她微笑着对周秉德说：“做教师是个很好的选择，特别是在国家急需人才建设祖国的背景下，教师职业显得尤为重要。我当年也是在毕业时选择了从事教育工作，那时我16岁。我完全理解并支持你的决定，希望你成为一名优秀的教师。”

然而，周恩来总理并未对此发表任何意见或态度。

邓颖超转向周恩来总理，询问关于秉德的选择：“秉德不打算继续考高中，而是打算报名上师范学校，您对此有何看法？”

邓颖超的话语之后，周恩来总理方才放下筷子，沉稳地开口道：“此事应让她自主考量，独立思考。你的意见已足够充分，我若说得过多，反而会对她的成长造成压力。我们必须认识到，成长之路充满变数，她若日后有所犹豫或悔意，我们便无法插手其间。再者，此事的决策亦需顾及她父母的意见，让她听见家的声音。”

邓颖超对周恩来总理的观点深表赞同。

在得到父母的祝福与支持后，周秉德顺利步入北京师范学校学习。随着学业的完成，周秉德被委派至北京东郊区的第三中心小学，开始了她的乡村教育之旅，成为一名培育未来的乡村女教师。

在三个月之后，组织决定将周秉德纳入区委的肃反工作中。此时，因为周秉德保密工作出色的原因，同志们对她是周恩来总理的侄女一无所知。

周恩来总理获悉此事后表现出欣慰之情，然而在工作层面，他仍不忘叮嘱侄女要细致入微、审慎行事，实事求是。作为一名肩负宣传教育重任的干部，你必须要深刻领会并学习党的方针政策，不断充实自己的知识和能力。总理强调，这不仅是对个人职业素质的体现，更是对党和人民的忠诚和担当。

后来，周秉德引领自己的伴侣来到西花厅，与伯父伯母会面，向他们征求对未来伴侣的看法和建议。

得知男方是沈钧儒的长孙，邓颖超轻松地笑了笑，说：“我们与这家人颇为熟识。他的祖父是中共的挚友，他的父亲身为西城区人大代表，还是中南海门诊部的内科主任，医术精湛。他在部队中表现卓越，深受认可。无需更多的了解，便能看出其家风的传承。”

1964年，周秉德与沈人骅喜结连理，开启了他们的婚姻生活。此后，周秉德离开了居住长达15年的中南海，开始了新的生活篇章。

沈人骅于一九六五年被调至西安工作。按照中央的规定，若夫妻一方离开北京，另一方亦需随同调离。在此背景下，周秉德亦需前往西安。关于这一决定，周恩来总理并未利用其职权进行干预。

在即将告别之际，周恩来总理对侄女周秉德耳提面命，殷切嘱咐：“关于你的子女，务必从幼年开始便施以严谨的教育，决不可宠溺纵容。”

在古都西安，周秉德一家共同度过了九载时光。

在1974年，沈人骅被重新召回北京，周秉德也随之迁回北京。

回到北京后，周秉德心中思念伯父和伯母，于是决定前往西花厅探望。然而，当她出现在周恩来总理面前时，总理眼神中充满疑惑地问道：“秉德，你是否是因为我的关系而回到这里？”

邓颖超的言辞被周恩来总理认真倾听后，他认同地点头，语气逐渐平缓下来。他表示：“我心中的担忧终于放下一角，我明白这是随军人调动而来的情况。”

在5月31日的那一天，周秉德意外地接到了邓颖超伯母打来的电话，邀请她前往中南海共进晚餐。接到电话后，她内心充满喜悦，立刻满怀期待地踏上了前往西花厅的旅程。

考虑到伯父平时工作繁忙，没有足够的时间休息和调养身体，现在趁着住院看病的机会，周秉德由衷地感到欣慰并表示：“您终于决定放下手头的工作，专注于身体的康复。住院期间，您可以安心休养，养好身体后，便可以精神焕发地再次投入到工作中。”

周秉德如此表述的原因在于，她当时并不知晓周恩来总理所患疾病为癌症，误以为只是普通的疾病，因此坚信很快便能治愈。

周总理看见侄女兴高采烈，便选择隐瞒自己的病情，不愿让她因自己的病而忧虑。

在我们即将道别的那一刻，周恩来总理递给周秉德两张他在大寨拍摄的照片，并轻声说道：“这些照片留给你作为纪念。”

当回忆起那段时光，周秉德深感遗憾。他曾频繁赠送礼物给我，我对他的慷慨并不在意。记得当时上海刚流行手表时，他为我选购了一款坤表，他对此满怀自豪，认为我们的民族工业已经发展到了能自主制造手表的地步。在我结婚时，他也送上了丰厚的礼物。然而，我未曾意识到，他赠送的每一件物品背后都蕴含深意。直到伯父病重时留下那些珍贵的念想，我才恍然大悟，原来他送的每一样东西都是对我的深深关爱和嘱咐。此刻回首，心中满是感慨和遗憾。

在1975年5月20日这一天，周秉德终于得以在西花厅与伯父相见。

在这次的会面中，周秉德惊讶地发现伯父的身体愈发瘦弱，仿佛只剩下一副衣架子般。然而，他的双眼仍旧炯炯有神。此次会面也成为她最后一次与周恩来总理的相见。

由于中央的规定限制，周秉德无法随意前往医院探望总理的身体状况，这让她内心深感忧虑。

周恩来总理对纪律十分重视，邓颖超深知这一点。因此，当周秉德流露出想要去医院的想法时，邓颖超便劝其慎重考虑，遵循纪律规定。然而，观察到侄女情绪十分低落，邓颖超的内心也深受触动。在权衡之下，他决定拨打病房的电话，促成了周秉德与周恩来总理的通话。这次通话，让周秉德深切感受到了总理的关心与温暖。

在通话中，周秉德含泪向伯父许下期望：“伯父，愿您安康长寿，继续为国家献上您的贡献与力量。”

周恩来总理听到周秉德的心声后，轻声安慰道：“秉德，你是坚定的共产党员，信奉唯物主义，深知生死是自然规律的一部分。因此，不必过于介怀。请放宽心态，向前看。”

然而，尽管有这样的安慰，周秉德的悲伤并未因此消散。她反复叮嘱伯父要保重身体，同时在电话挂断之前，诚恳地留下话语：“我不愿过多占用您的时间，但请您务必注意调养身体，接受治疗。如果您觉得医院环境不利于恢复，可以选择回家静养，或者去南方走走，换个环境放松心情，您觉得如何？”她的语气充满了关切与担忧。

在遥远的历史岁月中，周秉德置身于繁忙的上海之行。那是寒凉的冬季，即一九七六年一月八日。就在某个寻常的广播里，一则意外的消息骤然撕裂她的生活安宁：周恩来总理已经逝世。这突然而然的告别让她明白了生命旅途的无常和无常的真实残酷，这辈子里再也无法看到待她如亲生的伯父了。这份悲痛，犹如巨石压在心头，让人窒息。

在得知噩耗后，周秉德果断地购买了当天航班机票，怀揣沉痛的心情迅速返回北京，全程参与了周恩来总理的告别仪式。

多年以后，回忆起未能亲自前往医院探望周恩来总理的那一幕，周秉德仍会感到悲伤与惋惜。她说：

现在回想，那时的我太过单纯。实际上，伯父已经与膀胱癌抗争了四年，病情早已恶化，每次小便都是血尿。然而，这一切都被严格保密，住院期间，伯母遵循相关规定，拒绝让亲属探视。如果我知道他的病情如此严重，无论如何我都会不顾一切地冲进医院。